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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和解撤回执行申请而终结执行案件的程序处理规则——金晓荣申请强制执行章恒埃、章恒坎一案

市中院执行裁决处法官  杜佳鑫

 

【裁判要点】申请执行人因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而申请撤回执行申请的,应当裁定终结执行。一方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在申请执行时效内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应当在裁定中予以明示。申请执行人未申请解除已经查封、扣押或冻结财产的,可不予解除控制。

【案件索引】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1450号之一执行裁定(2018118日)

【案情】

(一)申请执行人金晓荣与被执行人章恒埃、章恒坎签订深圳市网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并约定如深圳市网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未能以美国存托股(ADS)方式发行股票,申请执行人有权要求被执行人回购股权。因该公司未能在纳斯达克主板申请挂牌交易,申请执行人根据约定提请机构仲裁,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深仲裁字第1724号裁决,裁决被执行人归还出资额本金人民币510.4元及利息、仲裁费等。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710日依法立案执行。

(二)在执行过程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责令其在深圳中院指定期限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未在法院指定期限内履行的,须向法院如实申报财产情况,并通过深圳法院鹰眼查控网、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股票、工商股权、房产、土地使用权、车辆、支付宝和财付通账户余额等财产情况进行了查证。经查,深圳中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的银行账户(账户余额分别为人民币629.82元、人民币541.25元、)、持有的深圳市网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48.82%的股权、深圳市双保良全程电商投资有限公司15.00%的股权、名下所有的车牌号码为B330BF的奥迪牌车辆和被执行人章恒坎持有的深圳市网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15.00%的股权、深圳市双保良投资有限公司70.00%的股权、深圳市双保良全程电商投资有限公司85.00%的股权采取了控制措施。              

(三)20181012日,本案申请执行人表示已经知晓被执行人目前没有履行能力,并了解被执行人在挽救个人商业危机方面所作的努力,愿意给予被执行人一定的履行期限,尽管申请执行人明白被执行人无法在短期内恢复履行能力。但仍然要求被执行人书面承诺20181231日前清偿本案全部债务。双方当事人在深圳中院《执行笔录》中确认已达成执行和解。在执行法院释明执行结案的程序规则后,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对本案作终结执行处理并撤销被执行人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本案执行费由被执行人承担。申请执行人明确申请法院暂不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封、冻结措施,被执行人对此表示同意。

【裁判】

执行和解笔录签订后。被执行人向深圳中院表示其无力交纳执行费。法院经向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调查,于20181120日从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扣划了存款人民币60749.18元。2018116日,深圳中院将上述款项作为执行费上缴国库。2018118日,深圳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六条、第四百六十七条的规定,裁定终结(2018)粤031450号案件的执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可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法院认为,本案的程序处理规则焦点在于结案方式、已控制财产的处理和执行费承担。

(一)结案方式。关于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的结案方式,实践中操作不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请求中止执行或者撤回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

作为申请执行人一方,往往希望对案件中止执行,并不希望对案件做结案处理,其目的是通过执行和解给予被执行人一定的履行期限、暂时解除对部分财产的执行或者被执行人的出行限制、促使被执行人在比强制执行财产程序更短的期限内主动履行。而作为被执行人一方,达成执行和解后恰恰希望申请执行人撤销执行申请,彻底执行并解除对其财产的控制措施。由于在执行程序中和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无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第4项的规定,直接做执行完毕结案处理。

应当说,不论是中止执行还是终结执行,都为被执行人履行执行案件的债务创造了一定的时间和条件。当事人在履行和解的过程中,和解方案是否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甚至是否需要恢复执行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止执行往往只是导致执行程序的“暂停”,并不是法定的结案方式。这种情况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和《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的情形,不能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实际上,如果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也不希望再启动程序,增加“讼累”。如果被执行人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则申请执行人可以直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第四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在申请执行期限内申请恢复执行,并不排除其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既可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选择最有利的权利保护途径。因此,在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的条件下,选择适用终结执行的方式,既符合法律规定,也能达到双方当事人诉讼成本和期待利益平衡的最大公约数。执行结案也符合法律规定的本义和执行效率原则。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深圳中院依法裁定对本案作终结执行处理。

(二)已控制财产的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终结执行的法定情形中有些是不能恢复强制执行程序的,如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追索赡养费案件权利人死亡等情形。该类案件终结执行的,不存在继续保全财产的必要性,也没有恢复执行的法律依据,因此应当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措施。而因撤回执行申请而终结执行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具有法定的恢复执行权利,其债权已经生效裁判确认,具有司法拘束力。除非申请执行人明确申请予以解除,已控制的财产可以作为执行债权的担保。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可以在恢复执行程序中继续处置已控制的财产。

(三)申请执行费的承担。在执行程序中,执行费的交纳同样属于强制执行的内容。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执行申请费由被执行人承担,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申请费的负担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和解笔录中约定执行费由被执行人承担后,被执行人又以经济能力为由拒绝交纳,形成了新的争议。执行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作出决定。而决定的依据应当是以事实为基础。因此,执行法院采取了进一步的调查措施,发现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缴存的公积金足以交纳执行费,但被执行人无法直接提取。执行法院决定提取其公积金以缴纳执行费,既是按照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的决定,也符合双方原来协商一致的意见。

【评析】

由于法律条文的理解不尽相同,实务中对于执行和解未履行完毕案件的结案方式并不统一。有的案件采取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结案方式;也有案件直接作结案处理,不出具结案文书;即便同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不同的案件也有不同的处理规则,有的案件是根据申请执行人的“撤销”申请终结执行,同时允许恢复执行,有的则是因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撤回”执行申请而裁定终结执行,是否必须解除对财产的控制措施也有不同操作。执行和解未履行完毕的结案方式和已控制财产的处理已经成为执行实务中亟待规范的程序问题。有必要从严格遵循法律条文和本义的理解出发,对执行和解未履行完毕的结案方式和财产控制作出规范指引。

有的合议庭认为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已控制的财产无法继续处置,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但是有的申请执行人希望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方式结案,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期限的限制。但执行案件已经控制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形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和《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的情形。执行程序作为行使国家公权力的程序,应当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程序法定原则。不符合法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条件,无法以该方式予以结案。否则便违反了程序法定的原则。

在程序规则层面,不同的结案方式,甚至不同的法定条件下的相同结案方式,都会有不同的法律后果。同样是终结执行,撤回执行申请与撤销执行申请就有不同的法律后果。撤回执行申请后,执行时效的计算是从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重新计算,撤销执行申请的执行时效是从终结执行之日起计算。且撤回执行申请适用的是恢复强制执行条款,而撤销执行申请则是再次申请强制执行,属于执行程序的重新提起。

终结执行是执行完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和驳回执行申请之外的一种法定执行结案方式。除非根据案情和法律规定的兜底条款认为应当裁定终结执行,终结执行的情形原则上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撤销执行申请和撤回执行申请则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的问题。

由于能否恢复执行是已控制财产应否解除措施的考量因素,因此应当适用不同处理方式。撤销强制执行与其他不能恢复执行的终结执行案件一样,应当解除对财产的控制措施。撤回执行申请终结执行后恢复强制执行的,应当继续处置原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强制执行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司法行为,因而应当遵循法定的程序。现有法律体系的执行程序设计属于超职权主义的模式。立案后从执行通知到财产调查、控制、处分、划款甚至结案均可以依职权进行。但是执行案件能否全部执行到位毕竟是以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为基础的。在被执行人的财产暂不足以变现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推进强制执行并不一定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如何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平衡职权主义和当事人自治主义,最大限度地实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是体现司法作为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促进作用,而不仅仅是规范作用的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提升执行程序的价值层次,也符合国家对市场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保护政策。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在保障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案件知情权的情况下,法院主动释明各种执行案件结案方式的法律后果,特别是各种结案方式对已控制财产的不同处理规则。最终当事人选择申请和解撤回执行申请而终结执行的结案方式。在法律框架内为作为民营企业家的被执行人继续创造条件恢复履行能力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对相关财产的继续控制也为申请执行人后续受偿预留了一定的担保。即便是在执行费的承担问题上,也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解决了客观障碍,支持了当事人的一致意见。

因此,本案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并明示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均系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

执行程序的目的是实现生效裁判确定的债权。本案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和意思自治,同样是出于最终实现债权的目的考虑。对已控制财产的处置也应当契合执行程序的目的。除非申请执行人明确申请予以解除,否则应当继续控制措施,保障申请执行人在恢复执行中实现债权的目的。

关于执行费的最终承担,本案双方当事人已经就执行费的承担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本案已控制的存款不足以支付执行费。法院依职权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并在向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查明被执行人的公积金缴存情况后直接强制扣划了执行费。本案执行费的承担是法院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基础上所作在符合当事人协商一致意见的决定。